生殖技术应用中的法律问题探讨

作者:longma 2010-10-11 14:38
    一个没有法律的世界是不可想象的,从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法律——公元前18世纪古巴比伦国王刻在石柱上的《汉谟拉比法典》开始,人类就在不断地呼唤着法律,因为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完善都离不开法律 ..
    一个没有法律的世界是不可想象的,从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法律——公元前18世纪古巴比伦国王刻在石柱上的《汉谟拉比法典》开始,人类就在不断地呼唤着法律,因为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完善都离不开法律,人类经常是付出惨重的代价之后才意识到这一点的。在现代社会和法制国家中,法律是调整人的行为及人与人关系的最高准则,一切社会活动及个人行为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法律规范的要求。只有如此,才能保证人与人关系平等、和谐、安定发展,进而保证全社会有序、协调、稳步发展。当今生殖技术广泛运用使法律面临严峻的挑战,关系到人类的健康和社会的安定,引发了诸如“谁是试管婴儿的母亲”等一系列涉及法律、法规的问题。人们对此也有一个认识和反思的过程。有些案例出现得比较早,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已经根据自己的情况制定出相应的法律和法规;有些案例是从来没有过的,在法律上找不到处理依据,人们对这些问题各执己见,争论不休,目前还难以判决;有些案例对社会的震动大,影响面广,急待立法。科学家、法学家、伦理学家们对这类问题的探讨已成为国际性话题,尽管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人们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看法可能相差甚远,但有一点是共识:深入地探讨高新科技应用于医学领域遇到的各种法律问题,制定有关高新科技的法律、法规,趋其利、避其害,才能维护医学科技本身的健康发展,使其更好地造福人类。

    一、人工授精技术应用中的法律问题及对策

    ()人工授精技术应用中的法律问题

    在人工授精技术应用中,AIH所生子女与生母之夫存在着自然血亲关系,所以一般不存在法律问题。AID所生子女由于与生母之夫不存在自然血亲关系,因而引出了一系列法律问题。例如,AID婴儿的地位如何确定;究竟谁是人工授精出生孩子的合法父亲;谁有抚养孩子的责任和义务;对其抚养、继承权问题如何通过法律形式确定下来;母亲的权利如何通过法律来保护;由于母亲与AID婴儿的血缘关系,那么供精者作为生物学父亲的身分,有无作为社会学父亲的权利及义务;对于术者,如何明确哪些是属于法律控制的越轨行为;精子是否应该成为商品;非婚妇女可否进行人工授精等等问题,等待法律的回答。

    1AID婴儿的法律地位  AID婴儿的法律地位如何确定,对其抚养和继承权等问题如何通过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各国判例、法律对此问题反应不一。

    英、美昔日的判例,认为在AID的情形下会构成通奸罪,而将出生子女视为非婚生子女。但随着AID的广泛使用,判例、法律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1967年,美国俄克拉荷马州曾就AID出生婴儿的法律地位作过一项法律规定:凡由指定的开业医生进行的AID,并附有夫妻双方同意书的,因AID出生的婴儿,对其生母的丈夫,具有婚生子女的身份。1968年,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通过一项决议:在受精者及其丈夫双方同意下经过AID怀孕及所生的孩子都是他们结合的合法后代。目前美国已有25个州制定了这样的专门法规。在丹麦,根据人工授精法案,在丈夫同意下出生的AID子女,具有婚生子女的身份。在法国,根据亲子关系修正案的规定,无论精子属于夫或属于第三人,依夫之书面的同意,以人工授精方法怀胎者,不问以任何方法为证明,均不许否认。该规定实际上将AID子女视为夫之合法子女。在英国,受政府委托由专家组成的“人工授精法律和伦理调研会”在19847月提出立法建议,其中有一条:人工授精使用供精者精子,所生婴儿应视为本夫所出。在日本,自从1957年第一例人工授精婴儿诞生以来,以民法学家为主开展的对AID婴儿的法律地位,即应否视为嫡子的问题进行了几十年的讨论,仍未取得一致意见。但从多数国家的发展趋势看,都主张经过夫妻合意后出生的人工授精子女推定为婚生子女,与母之夫的关系视为亲生父子关系。

    虽然医学高新科技在我们国家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在制订有关法规、法律方面相对滞后。我国于1987年第一起供精人工授精婴儿引起的法律争端人们依然历历在目。由于AID婴儿与供精者客观上存在一种血缘关系,这种血缘关系使得婴儿与其生物学父亲相貌有相似性。当人们发现养父与婴儿相貌的差异时,养父脆弱的心理防线崩溃了,从感情上不能接受这个孩子,最终导致家庭的破裂。夫妻离异后,婴儿判给母亲抚养,这位母亲与AID婴儿成了人工授精技术的受害者。  目前,我国在这一方面的有关法规、法律仍然是空白。19717月,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夫妻离婚后,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如何确定的司法解释中指出:“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一致同意进行人工授精,所生子女应视为夫妻双方的婚生子女”。但这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有必要借鉴国外有关法律,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尽快制定法律,对生殖技术引起的新型的社会关系加以法律调整。

    2.谁是AID婴儿的父亲  究竟谁是人工授精婴儿的合法父亲,谁有抚养孩子的责任和义务,母亲的权力如何通过法律来保护?采用AID方法出生的婴儿可以说存在两个父亲,一个是生物学(遗传学)父亲,即供精者;一个是养育父亲(社会学意义上的父亲),即生母之夫。那么,这两者哪一个是AID婴儿具有法律上权利和义务的父亲?社会学父亲应负的责任是什么?生物学父亲有无作为社会学父亲的权力和义务?从许多国家的有关立法来看,大都认为从夫妻合意进行人工授精的行为,已表达了将来出生婴儿愿为夫妻双方共同子女的意愿,养育父亲与婴儿虽无生物学上的血缘关系,但作为夫妻共同子女的愿望是存在的,所以应视为亲生父母子女关系。1972年,《美国统一亲子法》规定:“在AID情形下,丈夫必须书面承诺并要求经夫妻双方签字,法律将丈夫和胎儿的自然父亲同样对待,AID的供精者不视为胎儿的自然父亲”。美国还有些州法令规定,一名为不是其合法妻子的妇女提供AID精液的男人,不是该婴儿的合法父亲,不享有对该婴儿的权利和义务。    

    在瑞典,法律规定,如果在丈夫或与女方有类似婚姻状态同居的男人的同意下进行AID,则男方的这种同意应当认为等同于具有父亲的身份。1987年,英国《家庭法改革》条例规定:“如果妻子因捐精人工授精而产下婴儿,丈夫应被视为孩子的父亲,除非丈夫不同意妻子接受人工授精”。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规定,如果一个已婚妇女不是接受丈夫的精液怀孕,但她丈夫同意她进行供精人工授精,他就被推定为该婴儿的父亲。在以色列,根据19796月卫生部规定,AID必须有夫妻双方的书面同意书,丈夫必须承诺对孩子应负的法律责任。此外,法律规定合意进行人工授精的夫妇离婚后,养育父亲不能拒绝对AID出生子女提供经济上的支持,当然也不能拒绝其会见子女和受赡养的权利。

    3AID的技术和卫生标准从目前各国的情况来看,缺乏统一的AID标准,对供精者进行遗传学检查的很少,同一供精者的精子被多次重复使用的情况很普遍。如英国专事人工授精的医生朗多,长期用自己的精子为求医的妇女做人工授精,制造了6000个有他自己血统的孩子,而每次手术的时候都以购买精子为由向病人索取金钱。美国一位专治不孕症的医生雅格布森未经患者许可,用自己的精子为几十名妇女做了人工授精,结果有了75个自己的孩子,他被法院判处285年监禁。倘若上述这些出自一个人精子培育的孩子,若干年后邂逅生情,议论婚嫁,将导致近亲婚配,有悖常理,降低人口素质。所以,应该通过立法对AID规定统一的技术和卫生标准。

    4.有关技术实施对象的法律问题  未婚妇女、女同性恋、寡妇、离婚妇女能否采用供精人工授精生育,目前有不同意见,各国的法律也不一致,如法国、瑞典不允许,英国允许,美国有允许未婚妇女进行供精人工授精的判例。对这些情况如何处理,我国尚无法律规定。

    5.精子库的法律问题  精子、卵子脱离人体以后,在常温下存活的时间很短,所以在冷冻技术出现以前,不会引发法律问题。随着液态低温贮藏技术的推广,精子、卵子、受精卵甚至胚胎都可以长期贮存,因而出现了人们意想不到的法律上难以解释的冲突与矛盾。

    有人提出,几十年或更久的时间以后再经人工授精或植入母体发育成婴儿,岂不打乱了人类的亲系关系。还有人提出,用亡夫的精子生下的后代是否同自然生殖的后代享有同样的法律权利。例如,199610月英国伦敦高级法院做出一裁决,一位名叫布拉德的妇女不得使用已故丈夫的精子通过人工授精办法怀孕。其丈夫患脑膜炎于19953月去世,布拉德要求医院从丈夫体内抽出精子,保存在医院内。法院因她丈夫生前没有书面许可,而作出上述裁决。又如,1984年法国发生了一起继承案。原告是精子提供者(已故)的妻子,被告是一家精子库。原告要求被告交还其夫储存在精子库里的精子,用于人工授精。而被告则声称,任何法律对精子继承权的归属均无明文规定,死者遗留的精子和人的遗体一样不得为遗产。初审原告败诉,上诉后胜诉。但终审判决的依据不是原告对精子有继承权,而是原告对其夫的债权享有继承权。有人提出,配偶用死者的精子作自己生育的精源,无论是自己的意愿还是死者生前的要求,所生育的子女与死者都无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不能与死者产生亲子关系,也不能继承死者的财产。

    6.精子的商品化问题  以精子交易为主要内容之一的生育商品化的问题,已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例如,法国出现了“精子进拍卖市场”的混乱现象,1999年以来举办了8场精子拍卖会,数千名妇女(大多是单身女子)以拍卖方式挑选男士精子用作人工授精。法国“共和精子库”经理珍尼特女士竟对外界宣称:这样的拍卖,每次都进行得非常成功,因为现在法兰西众多的女士不想结婚,找个各方面都优秀的男人衍传后代实在不容易,而现在只要掏出法郎就可以如愿生育自己的后代,这对于优化法兰西人口素质是非常有利的……。然而,法国一些人口遗传学家严肃地提出了反面意见,他们认为如果长期这样下去,势必会造成法兰西人口素质的同化,这和克隆人是一样的,精子进入拍卖市场,这实在是对人类的一种亵渎,得尽快制止这种违法的买卖。面对这种情况如何处理,法律应作出明确的规定。

    ()对策

    要保证人工授精技术能够健康地发展,必须加强法制化管理,通过立法解决一系列模糊不清的问题。通过立法,把人工授精中出现的越轨行为逐步纳入民法和刑法控制的轨道,否则将会带来难以解决的混乱,对人工授精婴儿的成长和其家庭及社会是极其不利的。    1.确定人工授精技术所生孩子和其养父的地位  人工授精是一种高度社会化和医学化的技术,不能因为供精者提供了遗传物质而影响受精者家庭的完整和幸福。因此从社会、家庭稳定的角度来考虑,法律应明确AID子女的地位并规定其养父的法律身份及权利与义务。无论在西方还是在我国,法律上都认为AID子女与婚生子女具有同等地位,父母对AID子女有抚养、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父亲”虽然有两个,一个是社会学父亲,一个是生物学父亲,但多数国家都倾向于不让孩子了解其生物学父亲,因为这样对维持家庭的稳定有利。但也有持不同意见的国家,如瑞典议会通过了一项关于人工授精婴儿姓名的法律,规定抚养孩子的双亲有义务及早把真相,即由人工授孕而成活的情况告诉他们的孩子,并在孩子年满18岁时,向其宣布有血缘关系的父亲的姓名。

    2.实施人工授精技术前法律手续应健全  人工授精一定要取得丈夫的同意。丈夫的知情同意是前提,因此,最好事前要有申请书,并经法律公证。

    丈夫的知情同意至少应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医生应在术前讲清婴儿出生后可能遇到的情况,例如,尽管医生在术前注意选择面型、肤色、身高接近的供者,但是如果出生的孩子与父亲在外貌方面有很大的差距,对此应有心理准备。第二,保密的必要性。供精人工受精的社会承认惟一根据是丈夫承认。丈夫承认便发生伦理关系。如果保密原则遵守的好,不会发生社会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20012月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第18条明确规定“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单位对供精人工授精医疗行为方面的医疗技术档案和法律文书应当永久保存”。其中有关法律文书可以作为保护母子的法律依据。

    3.制定相关的法律制度,严禁精子商品化  生殖技术的开展决不仅仅是为了使不育的家庭生孩子,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使下一代的生命质量得到提高。精子商品化直接影响到社会发展和后代的质量,关系到民族人口素质的高低,对这一问题的解决一方面通过宣传、教育,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

    精子作为物的一个种类,便具有了它的价值。可以转让(捐赠),但不能买卖,即不能成为商品。我国最近颁布的《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强调,精子库不得以赢利为目的,而应以医疗为目的,为不孕、不育者提供服务。商业化的精源使得对献()精者的管理特别复杂,在社会无法采取有效措施控制的情况下,精子的非商品化是惟一的选择。因为精子一旦实行商品化则弊大于利。如会导致供体不在乎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不限制供精次数,甚至隐瞒自己生理上、精神上的缺陷或家族中存在的遗传性疾病;而精子库则为了追求利润,忽视精子质量,或片面地要求所谓高质量精子,导致人类基因库单调等。因此,应由政府出面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象禁止器官商品化一样,严禁精子商品化。

    二、有关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应用中的法律问题及对策

    ()有关体外受精一胚胎移植应用中的法律问题

    1.谁是IvF婴儿的父母  试管婴儿的出现,在社会关系上比供精人工授精要复杂得多。这是因为有提供精子、卵子的“遗传父亲”、“遗传母亲”,有代孕的“孕育母亲”,有抚养教育孩子的“养育父、母亲”。根据遗传关系及孕育、养育的不同,试管婴儿与父母的关系包括有10多种。谁是试管婴儿在道德和法律上具有义务和权利的父母,IvF婴儿到底是谁的合法后代,是否同自然生殖的后代享有相同的法律权利,“代孕母亲”与婴儿是什么关系,如何确定IVF婴儿的法律地位等问题依然存在。

    2.对传统婚姻、家庭观念的挑战  借助赠精、卵或胚胎等新技术,单亲家庭和同性恋者有可能获得孩子,法律是否允许?这对传统的家庭、婚姻观念提出了挑战。生儿育女本是婚姻、家庭和性爱的产物,同时又是一个理想、美满的家庭所不可缺少的,正如人们常说的“子女是维系家庭的纽带”。而生殖技术切断了这种联系,只要有了“代孕母亲”和胚胎,生育子女既可以无需丈夫,又可以无需妻子,更无需家庭了。例如,在西方就出现了两同性恋者共借腹怀胎的怪事。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对生殖技术的使用不加以社会控制,由此可能导致传统的家庭观念的淡漠、破裂和解体,传统的社会关系不复存在;同性恋现象的增多,进而影响社会的稳定。孩子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将会对他()产生不良的影响,这不仅仅是伦理问题,而且也涉及到法律问题及其他社会问题。由于赠精、卵或胚胎供体、受体、术者之间的“三盲”原则,就可能发生血缘结构混乱。若同一供精或同一供卵来源提供给了不同的接受者,将来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孩子就可能发生近亲婚配。从遗传学的角度看,这样做使得群体中致病基因比例增加,同时增加了群体的遗传负荷。另外,这些孩子不能得知自己的遗传情况,对遗传或非遗传性疾病的诊断、治疗都是不利的。

    3.受精卵和胚胎的处置  首先涉及的是受精卵和胚胎的法律地位,即受精卵和胚胎是不是人?对此,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是人,因此应尊重他们,不应把他们作为工具、手段来使用,不应伤害和未经本人同意就处理他们。另一种意见认为不是人,不应该具有同人一样的法律地位。其次是胚胎的研究是否符合人道主义?将多余的胚胎销毁或丢弃是否构成杀人?冷藏的“孤儿胚胎”的法律地位如何确定?据报道,美国有22个州的法律禁止胚胎研究。1990年德国颁布的《胚胎保护法》规定禁止胚胎研究,不允许用已死亡的人的精子或卵子进行体外受精,而且决不允许提前鉴定胎儿性别,有严重遗传性连锁病危险的人是惟一的例外。对于胚胎的冷藏和保管,英国《人工授精和胚胎学》法案规定,配子的最长保管期为10年,胚胎的’保管期为5年,任何配子或胚胎的保管期都不能超过其法定保管期限,而且还规定准许在保管期后任由它死去。法国《生命科学与人权》法律草案建议,冷冻胚胎在保存5年后,在其亲生父母由于死亡、离婚、分居而不再成为夫妻后必须销毁,但也可以转赠给其他夫妇。

    再次是关于是否应允许商业性获取胚胎。西方国家的一些商人,准备筹建“婴儿工厂”,从事婴儿的批量生产和投机买卖。许多国家担心人口贩子通过商业性获取胚胎后粗制滥造婴儿,影响人口素质。所以,各国法律都规定,禁止商业性获取胚胎。

    4.“代理母亲”引起的法律问题  代理母亲(SUIxogate mother)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代理母亲是指用自己的卵人工授精或体外受精后妊娠,分娩后交给别人抚养。狭义的代理母亲是指利用他人的受精卵植入自己的子宫妊娠,分娩后交他人抚养。代理母亲可以满足一对不育夫妇抚养一个健康孩子的愿望。比如,夫妇一方不能生育,没有孩子会影响家庭的和睦,他们也同时受到来自双方家人和社会的压力,所以双方都迫切需要抚养孩子。如果所抚养的孩子具有父母双方或一方的遗传特征,就更有利于今后家庭的稳定。代理母亲的介入解决了这个矛盾。“代理母亲”引起的法律问题主要有:“代理母亲”在道德和法律上是否允许?她和孩子之间有无法律意义上的义务和权利?谁是孩子的监护人?对酬金代孕的问题,人们持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这是利他主义,使丧失生育能力的家庭得到子女,还能保证优生,只要以自愿为前提法律不必干预;也有人认为一位妇女以收取酬金为目的,出租她的子宫,被他人看作生育机器,这是侵犯妇女的尊严,法律如果不加以制止将彻底改变传统的家庭伦理观念,后果不堪设想;同时,把婴儿当做商品来“生产”,在自由市场进行买卖,这是灭绝人性的行为,是不能接受的。

    还有母亲替女儿代孕,姐姐替妹妹代孕,祖母替孙女代孕,父亲为已婚孩子捐精等,造成出生婴儿在家庭中的亲属关系不清的问题。还有替人怀孕的妇女生下的孩子不愿意归还养父母的案例,法律应如何裁决的问题等。另外还有怀孕、分娩都是有一定风险的,由此发生的法律纠纷,尚无法可依,妇女的权利如何得到保护?如果代孕母亲因此失去受孕能力怎么办?代孕过程中流产,责任谁付?孩子出现缺陷,双方都不要怎么办?“试管婴儿”可以促进商业性母亲的产生。开办一个商业性母亲替身代理公司是不是犯罪行为?    

    医学生殖技术使每一个育龄妇女,包括自己的姐妹甚至母亲都有可能成为“代理母亲”,那么,人类将如何重新给“父亲”、“母亲”、“子女”、“家庭”下定义?这些都是全新的问题,各国对“代理母亲”的出现评价不一,一般都反对以盈利为目的代理母亲。

    中国近年来随着生殖技术的发展,“代理母亲”也出现了。例如,1992年以来,北京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张丽珠教授率先陆续开展了赠卵、赠胚胎和代孕等试管婴儿派生技术,所用的精、卵、胚胎和代孕母亲均由患者自行寻求和协商解决。又如,美国旧金山有一对华侨夫妇,长期没有生育,请这位妻子居住在国内的姐姐作“代孕母亲”。可产期临近时,代母要求医院出具孩子是旅居美国的妹妹“亲生”的证明。医院从未遇过这类问题,明明是甲生的孩子却要证明是乙生的,这在国内没有先例,而孩子确实是经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出生的。此时“亲生”的定义应如何下,律师也不知道,因为我国法律上没有“代母”这个名词。据悉,公证对此类孩子将来的出国、入籍、生活等意义重大,但伴随试管婴儿出现的各种法律问题至今没有解决的办法。很显然,我国生殖医学领域的法律、法规和管理规范的制定,相对于日新月异的高科技和日趋“火爆”的市场而言是滞后的。随着试管婴儿需求市场的扩大,上述技术服务势必也会增加,伴随而来的社会法律、管理、伦理、心理等问题也将变得突出。

    诸如此类的问题使传统的法律规范面临着巨大的冲击和挑战,其缺陷暴露无遗。

    ()对策

    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向传统的伦理观念和法律提出了新问题,人们亟待尽快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保护“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婴儿的合法权益,并使医疗问题能在法律保护下得以解决。

    1.有关试管婴儿父母的法律规定  对于试管婴儿的父母问题,各国判例和法律规定大致有三种情况:

    (1)生者为母。世界各国的法律观念一般都认为,生下婴儿的妇女应当是孩子的合法母亲。例如澳大利亚的法令规定,生育婴儿的母亲及其丈夫为婴儿的法律父母。在美国俄亥等州也有类似规定。

    (2)以遗传学为根据确定亲子关系。如英国规定提供精子和卵子的男女为婴儿的父母。

    (3)按契约约定确定亲子关系。如美国新泽西、密执安等州的法律规定婴儿的父母是委托代生的那对夫妇。

    英国在1990年的《人工授精和胚胎学》法案中规定:“一个由植入体内的胚胎或精子和卵子而孕育孩子的妇女应被视为该孩子的母亲,而非其他妇女”。所以,一个孕育母亲在母权确定中应当比遗传母亲处于优势。至于父权的确定,与在AID中的情况一样,养育父亲在父权竞争中完全强于仅提供精子而不承担养育责任的遗传父亲。所以,尽管采用IVF技术出生的孩子与准备充当孩子养育父母的夫妇双方无任何遗传关系,但仍应确定这对夫妇为孩子的合法父母。因为孩子的遗传父母仅仅是分别提供精子和卵子,他们互不认识,更谈不上有合法的婚姻关系,而养育父母则不同,他们有合法的婚姻关系,通过IVF所生子女是他们的婚生子女,享有婚生子女的一切权利。在坚持上述认识的基础上,英国卫生部同样考虑给予该国数千名试管婴儿以寻找其血缘父母亲的权利。人工受孕技术的使用,是建立在精子捐献者身份绝对保密的原则上进行的。英国卫生部官员认为,剥夺儿童了解其生身父母亲的权利是有违人权的不当的政策,解决这一问题,颁布新政策已势在必行。为此,英卫生部建议,在儿童成年后,允许他们查找与自己有遗传基因的父母亲。英政府于1999年秋天就此问题发表儿童“知情权”的咨文,提出可供选择的方案。但据悉,英政府不准备给予这一新政策的颁布和实施以太大的支持,因为政府担心新政策一经颁布,将使捐精者的人数大大减少,也不希望捐精者在18年后接到莫名子女的电话查询。

    对于一个试管婴儿来说可能有5个父母,即精子提供人、卵子提供人、怀育胎儿的代理母亲及抚育该婴儿的夫妇。如何确立并分清他们各自的法律地位与责任,是个尚未完成的复杂立法过程。道德与法律都是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及由此派生的其他社会关系的产物,并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起着协调作用。因此,在中国讨论谁是试管婴儿法定父母时,多数人主张应看其与父母有无“社会关系”这一基本点。可将试管婴儿的父母分为“生物父母”与“社会父母”两类。“遗传父母”及“孕育母亲”与试管婴儿没有抚养.赡养的社会关系,只有生育关系,属于“生物父母”类;“养育父母”与试管婴儿有抚养.赡养的社会关系,系“社会父母”类,父母与子女的亲子关系主要是通过长期的养育过程建立的。因此,“社会父母”应是道德与法律上的合法父母,抚养是亲代对子代的义务,赡养又是子代对亲代的义务,因而都有相应的权利。“生物父母”与试管婴儿仅仅凭借生物学意义上的关系,而未尽抚养.赡养的义务,在道德和法律上也就没有相应的权利和义务。事实上,中国传统道德都是承认养育父母对收养和过继儿女的权利与义务的。

    2.有关“代理母亲”的法律规定  对于“代理母亲”的问题,各国的看法和做法不尽相同。

    有不少国家立法,禁止代理母亲。在瑞典,代理母亲被认为是违反了法律的基本原则,所以代生协议是无效的。在法国,根据1992年通过的《生物伦理法律草案》,代理母亲受到禁止,那些已替人怀孕的妇女只能将生下的孩子归为己有,否则要追究其法律责任。在英国,1985年的《代孕协议》法案规定,对从事商业性代孕行为和刊登与代孕有关的广告行为要进行刑事制裁。我国台湾省也立法禁止借腹生育,正式发布了“人工生殖技术伦理指导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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